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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强调自己的独立人格,对问题的探索有着自己的见解,对生活的态度积极。我的爱好是读书、游泳,业余爱好是做诗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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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鲁迅曾经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吗?  

2012-05-30 14:21: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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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更新《晚清民国100问》,欢迎关注】

写下这个题目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近乎白痴的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汉语作家,独立知识分子,坚强的爱国主义者,鲁迅怎么可能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呢?还有比这更耸人听闻的结论吗?

不过,近年来,不少知名作家和学者,都在文章里面宣传这个结论。在他们的文章里面,鲁迅不但与日本特务内山完造来往甚密,还经常向后者提供情报。比如台湾作家李敖,就曾经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里暗示鲁迅勾结日本人,“他(鲁迅)不骂日本人,他跟那个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那么好的关系,最后的临死以前的那封信还是写给内山完造的,不是吗?”评论家朱大可则说得更直白,“……该店店主内山完造,却是鲁迅的少数几个密友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鲁迅被内山利用来作为情报主要来源,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甚至鲁迅本人也成了内山的同谋。”

在这些知名作家的影响下,质疑鲁迅为“日本间谍”、“汉奸”,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与人聚会聊天之时,不骂几句鲁迅,你都没办法自称是“知识分子”。

但,真的是这样吗?

           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内山完造

要证明或否定“鲁迅曾经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当然首先得从内山完造说起。

内山完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内山完造是一个日本人,比鲁迅小四岁。1917年,他以妻子的名义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了一家书店——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内山书店。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内山书店的书籍都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意翻阅。书店里还设置有桌凳,让读者可以坐下来慢慢阅读。除此之外,内山还经常邀请居住在虹口附近的知名文化人士前来参加文化沙龙,因此,书店的营业一直比较兴隆。

阿累的《一面》中曾经提到过内山完造。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比较友善的日本人。他在店门外人行道上摆了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提供茶水。除此之外,书店对囊中羞涩的中国读者实行赊购政策。这在日本人普遍蔑视中国人的情况下确实难能可贵。

内山完造与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进步文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掩护鲁迅避难就不说了,内山还帮助过郭沫若、陶行知等人躲避通缉;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后,他大力组织营救,使得他们成功获释。从1932年开始,书店代理鲁迅的版权,出版被国民党政府封杀的鲁迅作品以及其他进步书籍。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积极筹备“鲁迅文学奖”……

朱大可等人称内山完造“传送情报”,还真有此事。

比如,共产党员方志敏被捕后,在国民党狱中用提供劝降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多篇共13万余字的文章。就义前,方志敏把这些文章连同寄给鲁迅的信件,托人交给内山完造,请他通过鲁迅转给党中央。内山完造完成了这项“情报传递”工作。再比如,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转给鲁迅的信,也是由内山完造转交的。

这些“传送情报”,不是什么机密军事情报,也并没有传到日本去,跟所谓“特务机关”的指正更是毫无瓜葛。事实上,1927年之后,共产党就不断遭到当局监禁、捕杀。“通共”、“通匪”,都是可能导致杀头的大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人的内山完造为共产党员传递情报,简直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内山完造就是站在鸡蛋一边的那个傻蛋。

事实上,内山完造不但没有为日本军方传送情报,反而因为屡屡帮助中国进步文化人士,遭到日本军方怀疑,后来被勒令回国。

     污蔑鲁迅勾结日本情报机关其实是旧坛装新酒

污蔑鲁迅勾结日本情报机关不是朱大可等人的新发明,这种无任何实证的调调其实是旧坛装新酒。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进行论战的反动文人,就开始在这个话题上对鲁迅进行抹黑。

1933年7月,《文艺座谈》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白羽遐”的文章《内山书店小坐记》,里面就污蔑内山完造是日本侦探,从而影射鲁迅为日本情报机关效劳,“他(内山完造)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1934年5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当然,这些污蔑举措,与苏雪林女士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苏雪林,现当代作家,一生著作甚丰。不过,她最有名的作品还是辱骂鲁迅的那些“雄文”

其实,在鲁迅生前,苏雪林女士不仅没有骂鲁迅,还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切都随着鲁迅的逝世而改变。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还不到一个月,苏雪林就写了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开篇就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

更有甚者,苏雪林在文章中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证据是什么呢?四个字:“行动诡秘”。

苏雪林是聪明人。她深知以自己的力量攻击鲁迅,起到的作用有限。如果能够鼓动鲁迅生前的那些知名论敌,必将大大增强战斗力。于是,她写信给胡适,寻求支持。在信中,苏雪林提出要取缔“鲁迅宗教”,邀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这份“大业”。

意外的是,胡适不但没有支持苏雪林对鲁迅的恶毒攻击,反而在回信中把她批评了一顿。胡适称,苏雪林的信件,“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胡适特别指出,数年前陈西滢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是完全错误的。“应由通伯先生(陈西滢)再写一文,向鲁迅道歉”。

但苏雪林并没有接受胡适的批评,到了台湾后,反而变本加厉,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诋毁污蔑鲁迅的事业中去。现在看来,李敖、朱大可等作家文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拾苏雪林的牙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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