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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强调自己的独立人格,对问题的探索有着自己的见解,对生活的态度积极。我的爱好是读书、游泳,业余爱好是做诗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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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文学说的一脉相承性  

2014-02-20 01:03:01|  分类: 理论探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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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天推荐中共福建省邵武市委党校老师郭萍萍《与孙文学说的一脉相承性》一文,最重要的就在于,郭老师的思想中使我们看到,对于过去人们所说的孙中山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的一种颠覆。这就是说,在郭老师看来,他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主者,因 此,十分值得我们思考。

 

与孙文学说的一脉相承性

 

——读姚中秋的《国史纲目》

 

郭萍萍

姚中秋(笔名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弘道书院院长),于2013年出版的《国史纲目》。表现出同孙文学说具有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脉相承性。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中秋先生有否读过《孙中山全集》或《孙中山选集》,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与孙文学说太相似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简要地谈谈孙文学说的实质。

谈孙文学说的时候,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将孙中山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的先行者”等。将孙中山的理论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他要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读《孙中山全集》或《孙中山选集》的时候便可以认识到,就是我所著的《复兴国学的孙文学说——读〈孙中山选集〉合订本心得》所谈的那样,孙中山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者。以他的民权(民主)理论为例,他要在中国实现民权。但却认为,这种民权理论是以发掘中华文化为主,即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民权理论的依据,吸收西方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一些合理因素。在孙中山看来,当时西方建立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了好几千年,即西方的民主制度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能找到其原型。孙中山就是这样说的,民主宪政在欧美是近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才有的。在中国,则有好几千年了。孙中山说,从尧舜开始,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孙中山还说,欧美近二百年左右实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中国则一直实行着。只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与近代欧美的“三权分立”不同。近代欧美的“三权分立”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的“三权分立”则是皇权、监察权、考试权的“三权分立”。中国的“三权分立”中,帝王一人掌握着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但监察权和考试权却是独立于皇权的。因此,说明了中国早就是一个宪政国家。

谈到自由的时候孙中山还说,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认为,自从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结束了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后,政治上虽然是专制集权,但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和在思想方面却是自由的。孙中山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再也不像欧洲封建领主制那样,被限制在某个封建领地内,而是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哪怕是秦以前的封建制度下,都比封建领主制下的欧洲自由得多。他指出,在中国,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儒生;也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是怎样做学问等,只要你不反政府,政府都不会干预你的行为。至于你提出的某种思想到底会被流传,使绝大多数人接受,还是最终自生自灭,这都是通过竞争所决定的。因此孙中山说,近代欧洲,特别是法国,人们总是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太没有自由了。中国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孙中山作了这样的比喻,就是中国人没有争自由,欧洲人拼死都要争自由,如同吃饭一样。只有你太饿了,才会想着要吃饭。当你不饿的时候,你是不会想到要吃饭的。由此推导出,欧洲社会因为太专制,太没有自由了,人们才会喊出“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不会这燕,是因为已经有了自由。

谈到欧美近二百年来实行的竞选制时孙中山又说,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竞选制,如科举考试之前以德才选官,多是从士阶层中选拔的。作为士阶层来说,是通过竞选才担任着各级官员。自从实行了科举考试之后,中国的官员竞选是通过笔试进行的,近代欧美的竞选则是通过演讲进行的。孙中山还说,与同一时代的欧洲社会相比,中国没有那么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像欧洲那样,官爵是世袭的。而是在科举考试中,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他说,在中国,只有帝王是世袭的,各级官员都是通过笔试这种竞选方式产生的。他特别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平民当宰相是屡见不鲜的。

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又会落后于欧洲呢?孙中山说,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只有自由、民主的“行”,即实践,而没有自由、民主的“知”,即理论。因为没有理论指导,所以这种自由、民主就变成了盲目的自由、民主,最后是一盘散沙。当出现了一盘散沙,走向了极端后,出现的便是专制帝王,即从自由、民主走向了专制。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人对自由、民主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孙中山说,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就是对自由、民主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即指出权力是天下人的,不是帝王一个人的。他还说,孟子指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但是,他们提出了民主政治理论后,却一直未能真正在中国实行。这一切说明的就是,孙中山认为,中国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以中国思想为主,并参照欧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

简要谈了孙文学说之后,我们再看看姚中秋先生这部著作中的思想便可以说,他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这样的思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孙中山一样,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从尧舜时代开始的。他指出,当时实行的是选举与禅让相结合。

谈到周代的封建制时,姚中秋说,这种制度是一种广泛的自由制度。这里我们先要说明,我们所说的“封建”与斯大林主义定义的“封建”是有着根本的区别。斯大林主义定义的“封建”,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形态,即“封建社会”,并且作为一种固定的原则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进行套用,特别是在中国,几十年来,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人们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中,“封建”二字早已是声名狼藉。在今天的发展中已经证明,是十分荒谬的。我们所定义的“封建”是“封地建邦”,姚中秋先生同样是持这样的思想。

根据我们所定义的“封建”制度,谈到他的思想时可以看出,他认为周代那种封建制度下,人们具有着广泛的自由。这就是封建制类似于联邦制,而且比联邦制还要自由。因为在联邦制中,外交、国防等主要权力都是归联邦政府。在封建制下,各诸侯国都有这些权力,即类似于邦联。他谈的非常清楚:“在封建时代,君是崇高的,但不享有绝对权威。”这就是天子将土地封给各诸侯国之后,权力都在诸侯国那里。天子所得到的也是自己的那块土地,但各国对天子是有义务的,如每年向天子朝贡,维护天子的权威,保卫天朝等。在这样的制度下,从周武王、周公开始,就制定了各种礼。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律、道德、宗教等各方面的合一。当我们将姚中秋的思想同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可以说,这就是契约。这种契约在欧洲是文艺复兴之后才提出来的,而在中国,三千多年前已经是一个契约国家了,如作为农耕社会的中国,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不是欧洲封建领主制度度下,农奴对领主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劳动者始终是自由的。

同样,在他的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指出从孔子开始办私学,打破了官学垄断的状况,这些同样与孙文学说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孙中山说过,在中国,思想始终是自由的。当你成为了御用文人的时候,你吃的是朝廷的饭,拿的是朝廷的俸禄,你就必须为朝廷服务,这实际上就是儒生与政府的一种契约关系。然而,当你不想为朝廷服务,不想对朝廷歌功颂德时,你就不要吃朝廷的饭,拿朝廷的俸禄,自己做学问,如办私学等,政府都不会干涉你。姚中秋先生谈的孔子办私学等,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即使是秦始皇统一了全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焚书坑儒”后,私学在中国一直延续着。

谈姚中秋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还要认识到,自从尧舜(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尧舜是五帝中的最后二帝)以来,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华夏文化一直是强势的文化。特别是在盛唐时期,无论是大唐的周边国家,还是日本,甚至是欧洲,都纷纷向中国学习。孙中山指出,那个时候许多国家有着向中国称臣的意思。这种文化的强势表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都能包容,并且一传入到中国,就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如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佛教传入中国,进入到盛唐时期实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合一。盛唐时期基督教(当时称为景教)传入到中国,中国政府都不予以限制,但却根本不可能压倒华夏文化。这个时候的中国是根本不会提所谓防止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上的影响和渗透。因为很明显,处于强势中的华夏文化是其他文化根本代替不了的。哪怕是欧洲文艺复兴结束,经过宗教改革、启蒙时期,特别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华夏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未进行较量时,还不知道哪一种文化的强弱。只有经过鸦片战争,才看出了与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处在了弱势中。

谈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还要说明,如果说自从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经过三年的海上探险,发现了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圆球之后,欧洲殖民主义对非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其他一些地区采取的是血与火的征服。那么则可以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欧洲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则是文明的冲突,即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欧洲列强最初就没有对中国进行血与火的征服这样的意思,中国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在此之前的上千年,中国与欧洲就有了交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国家。当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进行征服时,是将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当地人称之为“土著人”,或“土人”。而对中国人,欧洲列强从来就没有称中国人为“土人”的。我们说鸦片战争是文明的冲突就在于,经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产生了工业文明的新规则,中国则仍然实行的是农耕文明的老规则。因此,两种文明便产生了冲突。而在冲突中,从来都是处于强势的华夏文明,这时却败给了工业文明。因此,才使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今天,华夏文明一直处在守势中。

谈到上述问题后我们最后要说明的是,既然我们指出姚中秋先生的思想与孙文学说有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脉相承性,那么就应当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对中华文化进行一次复兴。如何复兴呢?除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以外,最根本的就是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我们不缺少辉煌的历史文化,所缺少的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如果我们不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就有可能使优秀文化中夹杂着的劣根性因素蔓延、扩展,最后使这种文化中的劣根性变成劣根性文化。这时又使我们想起了自从文革结束后,把1949年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中华文化逐渐恢复,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这时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时间内掀起的“国学热”使人们感到,似乎类似于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并且进行仔细地分析便可以看出,离文艺复兴还差得很远。为什么呢?就在于文化的真正复兴应当是进行自我反省。欧洲文艺复兴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希腊罗马文化进行着深刻反省。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即使是一直统治欧洲的基督教也进行着改革,即德国的马丁·路德、伽尔文等,创立了路德教、伽尔文教,使天主教平民化,特别是他们的继承者还将基督教与科学联系在了一起,如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许多的科学家就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也是科学家。

经过这样一对比便可以说,所掀起的“国学热”根本没有多少对华夏文化反省的因素。大多是处在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意淫之中。如1995年宋强、古清生等写的《中国可以说不》,及其后来出现的一些以“不”为时髦的书,一直到前几年刘仰等人写的《中国不高兴》等书,与其说是复兴中华文化,不如说是以复兴中华文化中幌子,进行着的一种自我意淫,对国内那些与他们不同观点的人扣帽子、打棍子,同文革的行为没什么两样。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也同清未义和团那种所谓的排外,实际上是对中国人进行的烧杀抢掠行为一样,根本就不是复兴中华文化。因此,从姚中秋这部著作中又使我们认识到,在复兴中华文化中,复兴与反省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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